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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红人王阳明,一种时代症状

2021-05-19 eNet&Ciweek/方晓

今年是公元2021年,距离王阳明的时代已经超过500年。

提到王阳明,你会想到怎样一幅图景?近十几年,这位明代的著名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名词蔓延到普罗大众的脑海里。在各大书店,王阳明的相关著作往往很有存在感,经常被摆在显眼位置,侧面说明王阳明在图书消费市场是足具号召力的招牌,众多出版社都会打着这块招牌分一杯羹。

一个古老的名字再次变得鲜活。

新儒家风潮的余波,图书市场的宠儿

今天王阳明的拥趸已经遍及各行各业,相关著作也常常被摆在书店显眼位置。今天的王阳明具有多重面向,只有以立体的眼光,才能看清这样一种时代症状的意义。在思想传播的层面上,民国初年以来,新儒家的兴起为王阳明的火热铺平了道路,图书市场化的潮流为王阳明的火热添加了燃料。

王阳明的学说在他自己的时代非常兴盛,他去世以后,门人们以地域划分为几派各自在当地讲学。但到了明末,由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抨击,王阳明的学说日渐衰微,在清代被李刚主所提倡的“实学”所替代。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清初被贬斥,原因是他作为代表之一的宋明理学远离治国之道而专注于个人修养。这种学说在清末明初的政权更迭和王朝灭亡的背景下显得十分无力。从明末到民国初年,王阳明的学说再也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清末以来进步知识分子们对西方学说的推崇,此时新儒家开始兴起,著名学者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对理学及心学多有发扬,至此,近现代意义上的王阳明学说热潮才真正形成。严格来说,今天的王阳明热潮,多少来自民国新儒家打下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继承了民国新儒家的港台新儒家传入大陆,一波新的国学热得以兴起。南怀瑾、王财贵等人乘势而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启巡讲,大力宣传少儿读经。随着城市儿童读经成为一种风潮,初版机构顺水推舟,纷纷推出不同版本的论语、大学、中庸等简短而适合少儿诵读的儒学书籍。渐渐地,儒学书成为一个出版营销的风口,由于并没有太多版权限制,全国的大小出版商纷纷出版开本不一,装帧不一的儒学著作,各种消费级儒学著作摆满了新华书店的显眼位置,有的在书籍上以突出以大号字体,获得了旺盛的销量。

图书市场的热潮对大众的意识有反作用。儒学著作的畅销形成了一种大众阅读品味,这种品味在大众之间逐渐蔓延,此后,在央视百家讲坛电视讲座的普及下,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国古典知识阅读者群体形成了,此时王阳明的著作也渐渐露出水面,在古典文化潮流中掀起新的浪花。

思想江湖中,王阳明在哪个位置?

王阳明属于中国思想史所划分的宋明理学,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故后世称王阳明的思想为“心学”。但大部分人仅仅在字面意思上浅尝辄止,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而言,必须放在它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立体考察,才能真正认识这种思想,王阳明也不例外。

我们需要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脉络中看待王阳明。众所周知,王阳明属于儒家一脉,在本体论层面,贯穿先秦儒家与宋明儒家的问题是“天人合一”,王阳明主要处理的“心”与“理”的问题在整个儒家思想中也属于“天人合一”问题。

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先秦时代,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天人合一”就已经被当做重要问题被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商代的占卜,如《礼记·表记》中记载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表明当时已经有“神”的概念,自然也面临“神”与“人”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早期“天人合一”问题的雏形,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来源之一。

在儒家尊为先驱的周公那里,“天人合一”是一个道德命题,他提出“以德配天”,这奠定了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性基调。

进入春秋时期,儒家思想迎来了繁荣期,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却并不很在意“天人合一”里的“天”,相对来说,此时的儒家更重视“人”,譬如,子产说过:“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也很少谈“天”,他更多地强调道德层面的“仁”,“天”在孔子的思想中更多地起着作为道德权威性根据的作用,而道德本身却要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孝悌”等自然感情上。想相比之下,孟子在人伦中更多地谈到了“天”,在孟子的论述中,“天”指道德之天,他所谓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

儒家在西汉时期获得统治者汉武帝的认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董仲舒看来,“天出灾害以谴告之”,即“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含义。董仲舒的思想更加偏向一种人与天的不平等,这与孔孟的思想区别很大,也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先秦儒学的精神。后世的宋明儒学并没有跟随董仲舒,而是更多地继承了孟子。

宋明时期,也就是王阳明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顶峰的时期。在王阳明前后,不同的儒学知识分子从各个方面重新深入思考了“天人合一”。

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在张载这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是息息相通内在关联的,其根源就在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程颢更明确地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将儒家的“仁”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联系在一起。对此,程颐与朱熹另有看法,他们更重视的是所谓的“理”,即后世所说的“程朱理学”,他们认为万物的本根是“理”,“天人合一”在他们这里表现为“与理为一”。

王阳明恰好处于宋明期间儒学本体论的争鸣中,他的思想经常和朱熹并举,王阳明本人也是在批判继承了朱熹的学说后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从理学到心学,宋明时期的儒学知识分子们始终在探寻儒家伦理世界的本体论依托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朱熹重视的是外物的规则,那么王阳明重视的就是内在的自觉。但需要注意,王阳明并没有在本体论层面反对朱熹,他所强调的是心物一体,即重视“心”就是重视“理”,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

王阳明之后,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相对破除部分宋明理学的禁锢,但在本体论上,他们仍然秉承着“天人合一”的观点,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内在逻辑在于,“天下”和“匹夫”都同属一体。

可以看到,王阳明所处的思想史位置,在儒学中晚期本体论趋近成熟的时期,他本人的思想是儒家本体论哲学成熟化的主要代表。

哲学or鸡汤,今天怎么阅读王阳明?

对今天的读者大众来说,王阳明身上有多重符号:一种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大众心理鸡汤;或一种老派思想,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符号式的认识终究不能真正解决王阳明这一当代迷因的认识困境。对于今天的大众来说,王阳明作为思想史组成部分固然有其价值,但大众更关心的恐怕是他在当代思想丛林中的价值。在当下的大众意识中,王阳明在鸡汤与哲学之间摇摆,怎样正本清源,为这一思想获得一个明晰的大众意识定位,这是王阳明研究者和爱好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王阳明研究来看,王阳明经常被拿来和黑格尔及康德作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做哲学史研究,而在于在当代视野下审视不同的哲学谱系,从而得出超越性的结论。

在冯友兰看来,王阳明与康德对本体与现象的判断不同,康德将本体与现象,理性与认识做了截然的区分,而王阳明认为“理”与人的感性存在、心理情感息息相通。在这种不同思想的视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否区分理性与认识,或“理”与“性”,在东西方的思想谱系中,都有一种把握存在于经验或思维之下之先验本体的冲动,但所谓的先验本体并不容易被把握,这正是思想的终极问题。

今天的阅读王阳明的读者,面对王阳明的文本,不管将其作为生活之余的鸡汤,还是作为认真研读的学问,如若能借此穿越先验本体,对身处其中的当代大众意识结构的样貌有所自觉,大抵就没有浪费这一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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